秘境追踪之葛剑雄：非同一般的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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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起点决定高度。
1978年，32岁的葛剑雄考上复旦大学研究生，之后成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谭其骧的助手。当时，谭其骧先生受毛泽东委托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复原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疆域与政区。葛剑雄作为谭的助手，大量接触泰山北斗。
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葛剑雄（右）与导师谭其骧
1962年，谭其骧发表论文《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对黄河历史上为何有过“八百年安流”给出一个颠覆式的答案：黄河中游的土地利用形式决定了下游的安危，东汉以后游牧民族南进、农业民族退缩，导致农耕减少、畜牧增加，于是水土保持较好，于是“安流”；反之，当农耕面积扩大，当地农民“越垦越穷、越穷越垦”，就会导致下游泥沙越来越多，河床越来越高，黄河泛滥改道的祸害也就越来越严重。
77岁的葛剑雄始终记得老师那句勉励，“我应该超越清朝那些做历史地理的学者，比如钱大昕、王国维，你们应该超过我。否则学术怎么进步呢？”
王国维妙论人生三境界
从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开始，葛剑雄长期致力于历史中的人口问题，带领复旦学术团队完成六卷本《中国人口史》，从此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新基底。
葛剑雄书房
有次哈佛大学常务副校长访问复旦，被问及对复旦怎么看，对方说复旦真正称得上有国际水平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历史地理，一个就是数学。
《简读中国史》的作者张宏杰是葛剑雄的学生，他说，“历史地理理论与方法这样的课，内容其实是非常枯燥的，葛老师却能讲得非常吸引人。”从葛剑雄口中讲出来的东西，要么是他读万卷书深思熟虑过的，要么是他行万里路亲眼见识过的，俯拾皆是故事，感染力自然不一般。
为了研究好历史地理，葛剑雄跑遍了地球四极，从南极洲到北极点，从“非洲之王”乞力马扎罗山到“世界屋脊的屋脊”青藏阿里，真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2000—2001年，葛剑雄参加第17次中国南极科考队
今天，秘境追踪带领你一起走进葛剑雄独特视角看中国历史。
距离产生美
先从苏东坡的诗说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历史也是一样的道理。保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就可以摆脱功利的羁绊、政治的束缚和视野的局限，从更广阔、深入、超脱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价历史。
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也由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距，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受到过外界强有力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东亚大陆和中国文化圈的范围之内，的确不存在整体上更先进的文化。这就使中国人一直认为“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西汉的通西域其实只是军事外交的副产品，也是与军事实力的消长相始终的。唐朝文化的辐射面和接纳面都比汉朝广得多，但在本质上与汉朝并无差异。尽管唐朝文明在实际上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但从未有过自觉的学习意识，尤其是在精神文明方面。同样，唐朝也没有产生过要把自己的文化传播或推广到外国去的打算，而只是容许外国人来学习。仅有的几个例外都是充满宗教热情的僧人：历尽艰险而从印度取回真经的玄奘、七次东渡得以在日本弘扬佛法的鉴真。
在工业化以前，地理上的间隔使中国几乎没有受到过外来文明的强有力挑战，北方游牧民族是中原皇朝惟一存在的挑战，长城就是为了阻止这些民族的南下而修建并被后代不断增筑的。由于这些民族整体上，特别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于中原汉族，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却都毫无例外地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连这些民族本身也被消融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西方历史上历经1800多年流散生涯，以强大的凝聚力固守本民族宗教文化传统而著称的犹太民族，其中的一支于北宋中叶进入开封定居，长期过着和平生活，得到汉族的平等对待，也逐渐放弃本民族的语言，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娶汉族女子为妻，最终失去保持本民族特征的心态，融合到了汉族之中。在19世纪初，开封犹太人中就已经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无人能够阅读希伯莱文经典了。这是犹太民族被同化的惟一例子。
“中国”概念诞生于黄河
中国历史覆盖的时间很长，从有文字记载开始，有三千八百年。西汉末年，已经六千万人口，到了清朝后期人口已突破四亿。
黄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发挥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的概念便诞生于黄河流域。比起形成于300万年前的长江来，黄河要年轻得多。直到10万年至1万年前的晚更新世，黄河才演变为从河源到入海口贯通的大河。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世界长度第五的大河。
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所指出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被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人们要生存，要解决基本的吃、喝、住、穿，水是不可或缺的。河流首先为人提供了吃喝住穿的基本条件，在这个基础上人类才能创造出他们的精神财富，之后再去上升到文明的高度。
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条河流必定会孕育出一种文明。黄河、长江产生了中华文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河产生了巴比伦文明，尼罗河产生了埃及文明，恒河、印度河产生了印度文明。但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它们比黄河、长江还要长、水量还要多，却并没有产生什么文明。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并不是依托密西西比河产生，也讲不出哪一个文明是由亚马逊河孕育产生的。美洲的印加文明、玛雅文化和亚马逊河都没有关系。
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只有温带，寒带和热带都不合适。中华文明曾在中国各地都出现了早期文明的雏形，甚至黄河流域以外有些地方的早期文明发达程度并不在黄河流域之下，但黄河流域以外的早期文明都没有延续下来，而且都中断了。只有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一直延伸，中间没有中断。
长江，黄河
根据竺可桢及其他一些研究气候变迁科学家们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在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到3度。在这种情况下加以温和的气候、充足的降水，最适合早期原始农业开发。
相反长江流域那时气温过高、气候湿热。一直到西汉初年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卑湿”就是地势低洼、潮湿，男人都活不长。
后来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左右，黄河流域气温开始降低，长江流域反变成了气候最合适的地方，而黄河流域气候开始变得偏冷，特别又比较干旱，再加上其他因素，长江流域便逐步取代了黄河流域，成为中国最先进、最发达的地方。
世界第一大河尼罗河有很长的河段流经沙漠，两岸很大范围内都没有宜农地。我曾经从阿斯旺溯尼罗河而上，到达苏丹的瓦迪哈勒法，再穿过努比亚沙漠，到达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相交的喀土穆，长达500千米的纳赛尔水库两边全是裸露的岩石，瓦迪哈勒法以上大多是沙漠直逼河岸，或者仅沿河有小片不毛之地，所以古埃及的农业区集中在尼罗河三角洲和卢克索一带。
阿斯旺水库中遥望阿布辛贝神庙（葛剑雄摄）
黄河流域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是北半球连成一片的最大的农田，其面积比尼罗河三角洲、中东新月型地带农田加上两河流域土地的总和还多。这就使中华文明在这片地方发展起来以后始终不存在土地不足的问题。农田为黄河流域人类提供了生存需要的粮食和物资，始终不存在向外扩张的动力。黄河流域下面附近又是长江流域，距离很近，所以黄河流域向南方人口转移、农业转移。要是都没有了才需要到外界去。看其他文明有很强的扩张性，其最主要的动力就是生存，自己土地不够了就要抢外面的，而黄河不用。
中国北方地区黄土及黄土状地形分布图
（《中国国家地理 黄河黄土专辑》）
从早期开始，中国的土地和生产始终都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对海洋没什么兴趣。而且在工业化以前海洋能够提供的也不过是鱼盐之利。在没有形成食品冷链之前，海产品的利用价值很低，因为海鱼出水就死了，就腐烂了。所以在古代除了长期加工保存的海产，一般的海鱼远远不如淡水鱼的利用价值。
相反的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他们离不开海，他们必然向外扩张、贸易，否则没有办法生存。中国人过得好好的，就没有必要到海上去，我们河流周围的土地初级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河流的出口或终点在哪里也是一项重要因素，在某种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黄河、长江的出口是太平洋。在古代，人类是无法在太平洋自如航行的。等到了近代，新的事物、文化、生产方式从沿海过来的时候，中国沿海就成了发达地区。
黄河流域的人口一次次大量迁入长江流域，为长江流域的开发提供人力和人才资源。当长江流域获得了更有利的自然条件，经济文化的发展后来居上时，又反哺黄河流域，帮助它重建和复兴。
黄河、长江远离其他主要文明，中间还隔着在古代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与距离相对最近的印度文明之间，也隔着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戈壁荒漠、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印度洋和南中国海，这样的地理障碍在工业化以前是很难克服的。
天下之中
中国离其他人类文明这么远，一个好处就是其他文明对中国几乎没有起到干扰、破坏的作用，影响都很小。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文明在大航海和工业化之前，一直没有受到来自西方其他文明的武力入侵和经济、文化、宗教方面的压力。波斯帝国只到达帕米尔高原，亚历山大止步于开伯尔山口，阿拉伯帝国与唐朝只在中亚偶然遭遇一次交战，帖木儿还来不及入侵明朝就已身亡。伊斯兰教的东扩止于西北，基督教只在唐朝有过短时间小范围的传播，十字军东征从未以中国为目标。所以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地、独立地发展，没有被外来因素所干扰或中断。中国人可以从容、自主地选择接受外来的文化，并且一般都限于物质方面，在精神方面不会受到外来的强力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使中国长期脱离外界文明，根本不了解其他文明的实际，缺少摩擦、碰撞、挑战、竞争、交流的对象，更不会主动走出去介绍、推广、传播自己的文化。
中国历来最高统治者，杰出人物甚至是天才的学者，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了解外界文明。所以中国长期的概念就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中，自己是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
玄奘为什么取经呢？因为唐朝当时皇帝认为道教老子是他们的祖宗，所以唐朝的皇帝重道教轻佛教，甚至在重要场合排位置都把和尚排在道士的后面。玄奘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觉得不能理解。他在国内遍访高僧，但是没有人能给他答复，所以他就要去印度。他在印度留学那么多年，可以说是掌握了佛教的要义，然后把佛经带回来。他是从宗教的角度寻找信仰、真理，结果他如愿以偿。所以玄奘到了印度对佛教的发源地有了更深的认识。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3万军队在怛罗斯遭遇“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军队，唐军大败，仅数千人逃脱，其余均被杀或被俘。有一个文书叫杜环被阿拉伯人俘虏了之后被带到巴格达。唐军战俘多数来自中原，其中不少人具有造纸、纺织等技艺，阿拉伯人就是通过这批人学会造纸技术。杜环在那里得到优待，在被俘期间的12年里能够到处旅游，他到达了今天的北非，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第一个到非洲的人，后来他坐阿拉伯船回到广州，又回到家乡长安，他就写了一篇《经行记》，这篇文章是中国人第一次正面的描述阿拉伯和伊斯兰教。
中国人缺少了解外界的自觉性，最后连这样的兴趣都没有了。中国文化那么发达，但是没有认真地走出去了解外界。世界上富有开拓探险精神的国家都是些小国，市场狭窄、资源缺乏、没有发展余地，而他们往其他大陆发展已经没有可能，那么就只能到海外去。比如说近代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中国缺少这样的动力，客观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两条大河远离其他文明。
中华文明探源
国家前些年组织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现在已经正式公布了结论。其中最主要一条结论就是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黄河流域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为代表，长江中下游以浙江余姚的良渚为代表，西辽河以辽宁的牛河梁为代表。
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代表，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一时期气候很合适，再加上黄河流域这一片土地能够发展出发达的农业。这才有了能进入文明阶段的基础。
（《中国国家地理 黄河黄土专辑》）
尧舜的时候为什么要禅让呢？没有什么特权，还要参加生产，甚至比别人累，所以到一定的时候就让位了。
现在把山西襄汾的陶寺确定为到达了文明的阶段，一个重要的根据是它的考古发现，它的建筑面积达到400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公共设施、宫殿、祭祀场所、工匠作坊，还有高等级的墓葬，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不少专职人员来完成的。400万平方米的建筑范围这绝对不是什么人随便可以做成的，这就说明这里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能够提供出来富余的粮食足够供养这批人。这些技术显然就是黄河流域这些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在同样的土地上，农业比早期牧业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农业民族相较于游牧民族文明能够提高、发展速度能比较快。正因为游牧民族完全靠游牧、狩猎能够提供出来的供养这批专职人员的范围比较小，所以他们社会结构比较简单。
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
我们不断地改进小麦、黄牛、羊、马来适应我们的需要。比如说马的传播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蒙古高原、一条是从河西走廊。早期主要是沿蒙古高原传播进来，但是传到了中原以后，在孔夫子的年代马不是用来骑的，马是拉车的。所以孔子教他的学生六艺里面有一门就是御马，当时赶马车是基本技能。但是到了战国的时候，赵武灵王亲自到河套一带考察，他发现胡人的马不是拉车的，是用来骑的，而且还可以骑在马上射箭，他回来以后在赵国就开始推行胡服骑射。
在青铜方面，不仅是冶炼技术我们自己有改进、提高，而且对于青铜的用途到了中国就变为主要生产礼器，比如说鼎，已经成为一种表示国君、贵族的身份或者是用在祭祀上面的礼器。我们现在发现的青铜武器很多都是仪仗队用的，而不是真正用于实战。
中国的概念便诞生于黄河流域。上世纪60年代在陕西宝鸡陈仓区偶然发现了一个青铜器——何尊，这件青铜器上面就有一片铭文。
铭文中最重要的话，就是周王营建成周的前提：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
大意是：武王在攻克了商的都城后，举行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现在把中国当我的家园了，亲自统治那里的民众。”这是迄今为止找到的最早的“中国”两字的实证，而且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早在3100年前，中国的含义就是当时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地方。
在商朝和西周，可以称为“国”的城数以千计，因而有“万国”一词比喻其数量多。在“万国”中，只是最高统治者所在的国才能被称为“中国”。
到了东周，天子名存实亡，“中国”不再是天子的专利——不仅原来处于中心的区域，重要地位的诸侯国也以中国自居；春秋时还存在的一千多个国，到战国时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无足轻重的小国，“中国”的概念却扩大到了七国。
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秦朝，秦朝的全部统治区都成了“中国”。从此，中国成了中原王朝的代名词。政权可以更迭，朝代可以改名，皇帝可以易姓，但中国名称不改，中国代表的地域范围随着疆域的扩展最终覆盖今天中国领土的全部。
从这以后以河南洛阳一带就产生了一个概念，天下之中，周围这里就被称为中原。都城的迁移都集中在今河南、山西中南部的黄河流域，可以说夏朝的基本人口都是黄河哺育的。以后，商朝取代夏朝，周朝取代商朝，但他们统治的人口主体是夏朝留下的或繁衍出来的夏人。因其中不止一个部族，又称诸夏，以后又自称华夏。夏商周的都城都在这个范围里。
西周一直在今天西安这一带，到了东周就迁到洛阳一带，基本上都在黄河流域。到了以后，凡是中国统一时期，政治中心多在黄河流域毫无例外。秦朝的咸阳、汉朝的长安、东汉的洛阳、唐朝的长安、宋朝的开封。元朝大都有人说离开了黄河流域，但是还没有离开广义的黄河流域，因为历史上黄河下游的河道最北面曾经在天津出海，在这个时候应该讲北京也是属于黄河流域的。
开封.清明上河园
重心南移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乱带来的战火和叛乱平息后持续不断的藩镇割据、农民起义及统治者的镇压对黄河流域造成巨大的破坏；至五代时期更是军阀混战，契丹南下，政权更迭频繁，天灾人祸不绝。直到10世纪后期，这一局面才由于北宋的建立而终止。在此期间，南方却大体保持着局部的安定。大批北方移民也为南方增添了人力和智力资源，在不少地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从此移向南方。
北宋建都开封，政治中心从黄河中游东移至下游，这是为了尽可能靠近连接南方的水路交通线，以保证首都地区的粮食供应和朝廷的财政收入，反映出南方经济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黄河流域对南方的依赖。尽管北方的经济并没有衰落，农业生产的规模也没有缩小，但人口的数量逐渐逼近黄河流域所能提供的粮食的极限，南方的发展又更加迅速，因而重心南移的形势再也没有逆转。
到了像明朝、清朝，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方都到南方去了，比如说明朝的时候很多状元出在江西，到了清朝都转到江苏，苏州成了出状元最多的地方。包括有人调查过，中国最早的院士大多数比例也是南方的。这就跟我们前面提到过长江流域的兴起以及黄河流域的衰落正好是符合的。
清代进士数量地区分布图（《中国国家地理 黄河黄土专辑》）
中国人口的重心和人口稠密区长期也在黄河流域，随着经济转移慢慢转移到南方。研究人口的分布，在古代最早的像西汉的时候，北方和南方的比例一般是八比二、七比三，之后南方逐步增加，顶点是到元朝，元朝的时候随着北方战乱的加剧以及南方相对的发展，还有人口大量的南迁，一度达到中国人口北南之比的顶点，基本上是二比八。到了明朝以后又出现了南方的人口迁北方。
但是早期黄河流域就是人口的重心和人口的稠密地区。黄河对我们国家民族一个重大贡献就是黄河流域输出的人口，通过一次次的人口南迁，一直到达岭南、海南岛甚至是海外。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西晋永嘉之乱之后的南迁，安史之乱之后的南迁，以及北宋靖康之乱之后的南迁。
人口迁移像波浪一样，而且大多数的迁移是没有明确目标的，随遇而安。当迁到淮河以后看见有土地了，没有战乱便住下来。后面来的人见这里没有土地了，就再继续迁到长江南边，迁到岭南。
黄河流域是输出人口最多的地方，而且也同时将文化传播到各地。今天我们全国各地几乎都认同自己的根是在黄河流域。当然这并不是真正血统的根，而是因为黄河流域迁徙的移民，总体上处于优势，代表了先进的文明、发达的文明。当南方的汉族移民占了优势之后，先进经济文化的吸引力和民族歧视的压力使当地的土著非汉民族人口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变为汉族的一分子。汉族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就是吸收了大量其他民族成分的结果。
我们现在讲中国很多人自称炎黄子孙，这个炎黄子孙不一定是血统上，但是文化上的确大家都认同。比如说北魏孝文帝首都南迁洛阳，他实现最彻底的中国化过程。他里面有一个措施就把所有人籍贯全部改成河南洛阳。这不是血统认同，而是文化认同。
黄河流域的华夏迁入到匈奴、乌桓、鲜卑、河西走廊，唐朝时迁到了契丹、渤海国，蒙元的时候跟着蒙古人西征到了中亚、西亚，到了近代又是大批人闯关东，比如说今天东北的人口绝大部分都是从山东、河北、内地迁过去的，其中山东人最多。这些移民起的作用不仅是地方开发，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些移民守卫住了我们神圣的领土。东北放垦的时候，东北的沈阳以北基本上是荒无人烟的，但是放垦以后迅速地建了府州县，速度很快，这些都是靠移民建的。
内蒙古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并且都是从长城各口迁出的，因而被称为走西口。山西和陕北土地贫瘠，山多地少，随着人口增长，百姓为生计所迫，只能去口外垦种。但户籍仍留原地，春去秋返。到清朝实行放垦，就定居下来，逐渐成了人口主体。
到了近代移民西北边疆的例子就很多了。比如说乾隆的时候平定天山南北，就开始向新疆移民。左宗棠收回新疆也是进行移民。
黄河流域的人口向南方和周边地区的迁移，其他地区的非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的迁移，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国疆域的扩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明的丰富和进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
鲜卑、乌桓、东胡、羌、突厥、党项、高丽、契丹等等各族人都曾经进入黄河流域。但这些人现在在黄河流域还有吗？少数被称为少数民族，大多数整个民族都消失了。他们不是肉体消失了，而是作为民族消失了。他们极大多数已经融合进华夏了。
最明显就是鲜卑人，魏孝文帝实行彻底的汉化政策，大大促进了鲜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加快了鲜卑族融入汉族与本民族消亡的速度。如鲜卑族的所有姓氏都改为汉姓，皇族带头与汉族世家通婚，全面改穿汉服，禁止在官方场合讲鲜卑话，南迁的鲜卑人死后就地安葬，不许归葬北方，籍贯全部改成河南洛阳。到唐朝，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已不复存在，但鲜卑人的后裔还历历可数，如姓元的还知道自己是鲜卑拓跋氏的后代。以后就连这些界线也消失了，鲜卑后裔作为个人也完全融入汉人之中了。
北方少数民族迁徙路线（《中国国家地理 黄河黄土专辑》）
黄河流域的兴衰
黄河流经世界最厚最大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早期是一个巨大优势，但是后期负面影响、消极作用也慢慢显现出来了。
以前黄土高原里最大的塬相当于好几个县，但是有一些塬随着水土流失不断地切割破碎，这些泥沙都进了黄河，特别是中游地区。因为黄河的特点，是气候慢慢变冷、变干旱的过程中，降水主要集中在每年的夏秋之交，所以往往一年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二的降水量就集中在一段时间，降水集中形成很大的暴雨冲刷黄土，这些都流入黄河了。
由于中游的河道狭窄、坡降大、流速快，泥沙不易淤积，而下游河道宽、坡降小、流速慢，所以这4亿吨泥沙都堆积在下游河道里。天长日久，河床不断抬高，逐渐成为高于两岸地面的悬河。历史上黄河改道不计其数，只要是使用了较长时间的下游河道，最终无一不成为悬河。
在河南开封这一带，一般黄河的河床要比岸边的平原高出八到十米，最高的地方20米，就是靠两边的堤坝。所以堤坝越建越高、越建越宽。一旦出现决堤，那么就会造成灾害。
黄土下游改道示意图（《黄河与中华文明》）
历史上黄河的决口几乎每年都有的，大的改道也多次发生。同时“人祸”也加剧了灾害。最早的一次是北宋末年杜充守在黄河，他妄想借黄河的水阻挡金兵，结果水往南流了，因为南方没有山岭阻隔，都是平原，所以大量水进入淮河。
以后这样的灾害不止一次。从元初至清末，开封城先后七次被淹。灾情最严重的一次要数明崇祯十五年（1642），当时的河南巡抚高名衡试图以黄河水淹李自成围城的军队，扒开大堤，结果适得其反，淹了整个开封城。当时全城只有钟楼、鼓楼、周王府的紫金殿和相国寺的屋顶还露出水面。规模宏大的宋东京城已埋在地下8米处。
1938年6月9日，为阻滞日寇进攻，蒋介石“以水代兵”，下令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人为造成决口泛滥，黄河改道东流，从淮河入海。当时不止一个人跟蒋介石提出这个建议，说日本要南下，我们阻挡不了日本人的机械化部队。只有把黄河掘开形成一片汪洋，淤泥阻挡日本的机械化部队，使日本不能轻易地进攻武汉。蒋介石接受了这个建议，炸开了花园口，从军事上确实是起到了一定的阻止日本进攻的作用，但是造成的损失——这次受灾面积达54万平方千米，死亡失踪89万人，历时9年半，后果极其惨重。
再加上黄河的气候变化，就造成了唐朝以后，黄河流域各个方面就衰退了。近代黄河流域有些地方已经成了贫穷落后、文化落后的地方了。
从全世界来讲，人口大多数都是生活在离海岸线300公里的范围之内。所以从这点讲，黄河流域我们也不指望它重新成为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那么近代沿江沿海的发展趋势还会继续，比如说长江沿线、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珠三角。
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和小流域治理现在已经成功了。上世纪60年代我的老师谭其骧写文章说历史上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做得好不好就影响到下游是否安全，他建议黄河中游不能以粮为纲，而是因地制宜。现在大家已经理性地认识到他的意见是对的，现在黄河中游我们做的都是小流域的治理。
我们历来的概念，黄河每年十几亿吨泥沙有多少入海，近几年的数字已经降低到几亿吨了，再加上小浪底水库放水冲刷，现在已经出现新的矛盾。本来黄河三角洲每年增加土地，这些年非但没有增加，有些地方还有海水倒灌，因为来的泥沙太少了。现在黄河三角洲四千多平方公里都是1948年黄河回归故道以后淤积出来的。现在如果我们进一步治理，再减少泥沙的话，黄河三角洲就不再增加，而且在海水冲刷下会出现倒灌。前些年黄河三角洲是胜利油田的主要生产基地，如果土地被蚀退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必定会造成日益严重的影响。所以怎么样保持适度的平衡需要我们做整体研究。
分久必合
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处于分裂状态，经过了一二千年的发展，到这时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以华夏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自治政权。此后有一千余年的时间内，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版图时有盈缩。其余时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但自治的政权始终存在。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实现的，持续了八十一年。1840年后中国又进入了局部分裂或分裂的阶段，至今还没有结束，真正的统一还有待完成。
所以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的时间。但元朝以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在以往一向当作统一时期的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民国共1492年间，实际统一的时间为952年。从秦始皇开始到1998年这2219年间统一的时间有 952年，统一的阶段占43％。统一的时间比分裂的时间短。我并不认为，统一或分裂时间的长短必然影响到“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对“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先师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确定了这样的原则：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有些政权的辖境可能在有些时期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内，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为转移，中心在范围内则作中国政权处理，在范围外则作邻国处理。”
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中，谭先生又论述了确定这一原则的理由：
“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部分领土的结果。”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清朝最终形成极盛疆域，中国经历了两千年的“统一—分裂—再统一”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今天中国领土的绝大部分早已结为一个整体，边疆地区的每一部分都与中原王朝有过长时期的归属关系。台湾岛被收复的时间最晚，但也已有三百多年（拜登不知深浅，日本不懂敬畏，台湾勿忘民族大义）。
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大多是分裂的双方或其中一方造成的，很少受到外力作用的影响。但到了近代，中国的分裂割据就离不开或明或暗的外国势力。谁也不能高枕无忧，也不能对现状听之任之（中国不是俄罗斯，台湾更非乌克兰）。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大陆迁居台湾的第一二代移民将离开人世，而他们生长在大陆以外的子孙，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上一二代人那样的感情，台湾与大陆的精神联系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淡薄，统一的精神基础也会被消解。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领土同样可能被分裂出去，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的人民也可能被分裂为不同的国家，我们应该记取历史教训。时不我待，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要加紧努力，为实现和平统一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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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清华同衡规划播报，“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
文化纵横，葛剑雄：怎样理解“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